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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程开甲:曾进最危险爆心

归档日期:06-03       文本归类:爆心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起在戈壁荒漠上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爆炸成功。

  50年后的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主席习亲自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颁给半个世纪前为那声东方巨响呕心沥血的杰出科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院士。

  男,1918年8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留学英国,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我国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自此,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

  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

  1962年上半年,我国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从1963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20多年中,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初二时,他要“发明”水循环驱动的大船,想法幼稚,但老师还是要他再多动动脑筋,精心呵护他敢于想象、敢于“发明”的童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陈建功教育和(数学家)和苏步青(数学家)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1946年,经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

  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青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10位院士中惟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带队伍、培养人,程开甲总是坚持言教身教。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在坑道口,工程队简要汇报了施工情况,防化部队汇报了剂量监测情况,研究所的现场技术人员也做了介绍,并说明了一些现象。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进去。

  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还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既亲身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也受到极大的鼓舞。

  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据《解放军报》报道,一次,程开甲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总理问:“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他知道。”

  周总理的目光转向程开甲。“安全绝对没有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总理问得很仔细,他对答如流,但就是方言太重。

  程开甲话音一落,总理又突然发问:“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猛地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总理笑笑把话岔开:“程开甲同志,你要学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时年82岁的程开甲接受采访时依然带着浓重的吴江口音。谈起这些,程开甲不免有几分遗憾:“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学普通话的任务却没有完成。”(记者 李洪鹏 特约记者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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